人口增长放缓,梁建章支招:改善生育环境,购房减免地价,取消高考和普及本科教育

人口增长放缓,梁建章支招:改善生育环境,购房减免地价,取消高考和普及本科教育

随着备受关注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携程网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走进直播间,对最新人口数据进行了解读,并为当下中国人口政策建言献策。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显示,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目前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中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同时,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1万人;集体户2853万户,集体户人口为11897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不足3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据北京日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解读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关键数据。对于人口增长速度放缓问题,宁吉喆表示,我国人口增长放缓,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原因包括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生育时间推迟,生育养育成本提高等。这是城镇化、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仍未达峰值,保持稳定增长。对此,宁吉喆表示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我国人口基数大,仍保持惯性增长,育龄妇女仍达3亿余人。第二,生育政策调整取得积极成效。第三,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人民健康状况改善,年度死亡人口始终少于出生人口。

值得关注的是,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上还透露,七人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近几年,人口出生率屡创新低。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当时已为1952年该数据存在以来最低。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再创新低。2020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人口出生率降至8.50‰。按照这个数字可以推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3。

“应当说,这个生育率数据本身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但更为可怕的是,1.3的生育率还不是稳定的生育率,今后还会继续下降。”梁建章表示,扣除二孩的堆积效应,近几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1左右,差不多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这个生育水平接近世界最低水平,比日本和南欧国家等典型的低生育率国家还要低很多。

大城市养育成本世界上最高,生育率也是世界最低。面对这些严酷的数据,有些学者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中国人怎么突然就成了全世界最不想生孩子的人群?其实根据我们近几年的研究,中国生育率降至世界最低水平一点也不奇怪。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当然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趋势。

但同样是现代化和城市化,为什么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比所有发达国家更加严重呢?除了中国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之外,梁建章认为还有以下三个原因所形成的特殊性,导致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更低:

  •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最高的。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超过20,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尤其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是奇高。比如,根据泽平宏观Numbeo的数据显示,深圳房价收入比超过40,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就算全家不吃不喝也需要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要高出两三倍,如此夸张的高房价,极大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 第二,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最高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导致家长不得不为此消耗高昂的费用和精力,也催生了庞大的补课产业,使得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也是最高的。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显示,在上海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约80万元,超过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却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可见教育支出的压力有多么巨大。
  • 第三,中国的生育环境远不如发达国家友好,在产假制度、幼托机构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就拿幼托机构举例,相对于那些发达国家,中国非常缺少托儿。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的大城市里的养育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也导致了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也是世界最低,”梁建章说,“北京和上海的户籍人口的生育率2010年只有0.7,今年北京刚刚发布的户籍人口出生率又下降了24%,这是全世界闻所未闻的低生育率。如果北京的生育率是其他城市的先兆,那么中国城市的生育率真可以说是深不见底。”

在梁建章看来,鼓励生育是一项综合工程,包括很多社会政策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复杂的教育和房地产政策改革等等。这些政策改革的推出和落实需要时间,短期见效比较快的措施,是给出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来直接补贴多孩家庭。

他指出,如果中国需要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提高到日本1.3-1.4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2%;如果中国需要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提高到发达国家平均1.6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5%;提高到更替水平2.1,则需要花费GDP的10%。

以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100万亿元来计算,GDP的10%,也就是说每年要花10万亿的财政支出。梁建章称,如果按照中国每年需要多生1000万的小孩来计算,每个小孩需要给予差不多100万元的奖励。这种奖励可以是现金、所得税和社保减免,房价补贴等多种形式。

此外,在教育改革、土地供应和女性友好等方面,梁建章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对于目前的“教育内卷”,梁建章建议:可以取消高考,设置大学生毕业能力考试;名牌大学可以取消本科教育,只办研究生院;基础教育可以缩短两年,同时普及20岁之前的本科教育。

在他看来,目前大学本科教育不再稀缺,只有硕士甚至博士阶段的教育资源才是稀缺资源,应该在研究生阶段才通过严格的考试筛选生源。现有制度下在本科阶段选择生源已经不再合理,其后果就是过早的教育分层,同时强化和固化了名牌大学的本科牌子,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的浪费。

谈及房价问题,梁建章认为,中国大城市的房子贵主要是土地贵,土地贵主要还是因为供需矛盾,大城市的住宅土地供应太少。因此,他建议,调整现行的土地政策,把加大住宅供地和鼓励生育的政策结合起来,让土地跟着未来的孩子走,即在低生育率地区多给用地指标,扩大土地供应。

“提高生育率和女性地位并不矛盾,北欧国家能够实现女性地位和社会福利的同步提升,也成功避免了低生育率陷阱,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梁建章建议:扩大幼托服务;产假的成本需要国家承担,而且男女都可以享受;提倡弹性办公,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可以在家办公;完善公共设施,如哺乳室、童车走道灯等育儿便利设施;保障单亲家庭;允许高科技手段生育。

除了在政策层面的措施,梁建章还提出,在观念上要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婚姻分工思维。

在媒体采访环节,梁建章表示,中国人口增长的拐点可能会在几年之内出现,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或将很快推出。不过他强调,仅仅有全面放开生育的政策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在完善产假幼托、购房减免地价、教育制度的改革等方面持续推进。

(钛媒体APP编辑刘萌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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